我是1962年从天津考入北京轻院。因为第一次独自一人坐火车出门，几个在北京上学的天津高年级老乡护送我到学校报到。我们班有14个女生，共住在一个大宿舍，很快就熟悉了，大家来自天南地北：樊立新同学是北京人，在新疆长大，活泼大方，舞跳得很好，是我们班第一任团支部书记，组织能力很强；李蓓蒂同学是上海人，为人大气、不娇气，钢琴弹得很好；周玉霞来自河北昌黎，她曾做过我们班的团组织委员，总是热心地帮助照顾这些小妹妹，是我们女生中名实相符的老大姐；还有团支部书记路振华，衣服被褥总是平平整整、一尘不染，办事极其认真；来自江阴的谭怀珍总是一说话就脸红，很腼腆的样子；还有来自唐山的唐福珍，憨憨厚厚的；来自山东的程淑霞，刚开始时她说的“济宁普通话”，这我是一点儿也听不懂的。还有操着一口“京片子”话的北京同学赵锦华，赵冬贞、王芝芳、付淑兰，李冰清。赵冬贞同学和我住上下铺。后来我们分配到同一工厂，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当时的学生都很朴素，休息的时候，大家天南海北地神聊，缝补衣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是谁带来一个补袜子的“神器”， 是木质的，有点儿像鞋楦子那样，补袜子后跟儿特别方便。在生活上大家不会攀比，也不会瞧不起生活困难的同学，城里的同学也不会瞧不起农村来的同学，大家都以学业为重，之间比的都是努力学习，努力赶超，这种风气我至今还很怀念。我一般会独自到阶梯教室去复习功课，大家遇到也只是打个招呼，然后一声不响地找个座位去读书复习，现在很怀念当时安静读书的日子。

学校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此各个专业根据不同特点安排了各专业的“认识实习”-到工厂去认识自己的专业，以加强学生对本专业的使命感。我们盐业化学专业的“认识实习”是在塘沽盐场完成的，住在盐工宿舍，吃在盐工食堂，和盐工同劳动。我记得第一次推独轮车的情景：晒好的盐堆在“岸边”用“运盐车”运到盐坨地。所谓的运盐车实际是独轮车加装了两个盐斗，这两个盐斗装上盐足足有200多斤，各盐池间的小道不能有石子，都是盐泥堆积而成，为了运盐方便，路中间用砖块的长边一块块地连续铺下来，成了运盐车走的路。同学们都没有推过独轮车，更何况要在这么窄的路上推这么重的车！开始时总是翻车，后来就加少量的盐，年轻人谁也不甘落后，终于大多数同学都可以正常上路了，我们几个女同学也可以了，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学校的学习任务还是很繁重的。我们化工专业的学习科目，在基础方面就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晶体化学、化工过程及设备等等。记得化工过程及设备这门功课是公认的难，有一届同学，这科目的考试时间到了，竟然没有一个交卷儿的，因为都没答完，最后老师商量请示教务处，延长了考试时间。每一年留级的同学大多也是因为这门课。为了提高我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学校安排课程设计，记得机械制图的课程设计是完成一个装置的组装图及零件图；材料力学的课程设计是皮带传动装置；还有分析化学和专业分析的实验课。我们的老师，除了那些在国内各行业有名的专家外，还有很多年轻的教师，他们知识面广，教学方法灵活，又风趣。记得教我们理论力学的老师，操着一口南方腔的普通话讲课，瘦瘦高高的，说话形象生动，讲内力对运动速度不起作用的时候，他站在讲台上，说自己现在站在火车车厢内，为了让火车跑得更快自己使劲儿地跑，但火车速度并未加快，这个动作实例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内力与外力对速度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位化学老师。讲解化学实验洗涤的原则是少量多次时，他用数学计算导出了这一结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必修课外还有很多选修课。大家喜欢的选修课有气象知识，金相学，还有地质课。在金相实验室里我们饶有兴趣地在金相显微镜下看钢的金相结构。老师教我们看云识天气、学习关于气象的民间谚语。上地质课大家都兴致勃勃，在老师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地，同时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我们每个人背了一个采集包儿，一人一个小榔头，煞有介事地采回来一书包的石头，老师见后哈哈大笑，说这些都是普通的石头。还有大家倍感新奇的金工实习课，就是我们到校办工厂学习钳工、车工、焊工。对了，当时铸造工作有意思，女同学每人做一个铸砂模子，男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点火加热铁水包，待铁水通红融化的时候，把铁水包抬下，四个小伙子喊着号子，抬着铁水包浇灌到砂模中。小伙子们汗流浃背，浑身冒着热气，气喘吁吁的。再一看，女同学个个小花脸儿，那个情节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本人喜欢电焊，右手持焊枪夹上焊条，左手拿着护目面罩，通电开焊，焊花四溅，焊出一条焊缝，老师还夸我焊的焊缝整齐均匀，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学校每年都组织我们到郊区参加麦收和秋收劳动，记得有南口农场、温泉公社、北安河公社等，有一年麦收时我们住在一座庙改成的宿舍里，晚上蚊子实在太多了那时没有蚊香等灭蚊设施，睡在蚊帐里隔着蚊帐也会盯人，我们穿长裤长褂脸会被盯，于是就用衣服把脸也包起来，多么搞笑！到玉米地里锄草，让我记忆深刻：盛夏，烈日当空，玉米长得一人多高，密不透风，脸、手、胳膊、腿被玉米叶子划出道道血痕，疼痒难忍。最喜欢的是刨白薯，一䦆头下去把白薯劈成两半，渐渐地找到了规律，看到自己刨出的白薯整齐地码放着，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

校园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北京轻院对面走不远就是玉渊潭，夏天呢，我们游泳，冬天呢，在结冰的湖面上滑冰，遇到下雪天，我们到玉渊潭打雪仗。军训时，我们在玉渊潭的山上拉上绳子练习攀爬，急行军模式的拉练也是从玉渊潭到五棵松再折返回来。有时吃过晚饭，约上几个同学散步到玉渊潭，看着日落，畅谈人生，我们这帮年轻的大学生那时候是那么单纯，我们似乎没有什么想法，只是享受着一切的美好。那时的玉渊潭成了我校师生的“运动场”和“后花园”。

在北京上学，一定会到北京的名胜古迹去游玩。我们几个女生外出游玩时总是别出心裁，坐长途汽车去八达岭，我们不走游客走的台阶儿，从山间小路攀爬上去。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我穿了一双偏带布鞋而不是球鞋，下山时脚一滑，自己坐了一个屁股蹲儿不说，脚一铲，让前面几个同学都来了一个屁股墩儿，这样一个接一个，几个人都被铲倒了，来了个穿糖葫芦儿，大家哈哈的笑声响彻了山谷。我们去香山游玩也是不走修好的山路，是沿着樱桃沟底往山上走，沿途杂草荆棘，树丛划破手划破了鞋袜，那时有很多酸枣树，我们还采了很多酸枣呢！还有一次，我们借到四辆自行车，一人带一个，八个人骑车去颐和园，拿着四弦琴一路边走边唱，那时候颐和园的围墙并不完整，我们在一个稻田旁边进到了园内，爬上了排云殿，游览了谐趣园，又泛舟在昆明湖和后湖，直到太阳落山了，我们才返回校园。说到我们拿着的那把四弦琴还有一段趣事：谭怀珍同学买了一把四弦琴，傍晚时我们大家在凉台学着弹着，夕阳透过高大的白杨树叶，洒落在我们的脸上，晚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一切都那么美好。尽管弹得不怎么样，我们仍沉浸其中。突然楼下传来一声京腔：嘿！别弹了，饶命呗！这明显的“抗议”使我们一时哑然，我们的琴声是多么地不受听！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十·一”国庆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我们北京轻院参加的是文艺队伍，和兄弟院校组成几百人的合唱方队，暑假后开学不久就要组织练习了，几个学校合练。我们合唱团的女生身着白上衣、花裙子、黑鞋白袜，老师说女同学要打扮得“花枝招展”，这“花枝招展”一词在当时讲究艰苦朴素中让大家很不适应，所以引起同学们的一片唏嘘和笑声，老师说是要展现大学生靓丽的青春风采，要知道，当时同学们穿的都是白、灰、蓝，没有其他色彩，花裙子也只是在有重大任务时候才穿。当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走过天安门城楼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等走到西四，队伍各自奔向解散地，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晚上的狂欢又接着开始啦，按照大会的组织，各学校都围成一圈表演节目，当然，晚会的高潮是跳集体舞，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一开始啊，你还只是观看，不一会儿就会被这热烈激情的场面所感动，加入到跳舞的队伍中来，会跳的不会跳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男生女生，大家手拉手尽情欢唱，直到晚会结束。能参加这样的重大活动是很多外地高校同学享受不到的，这令他们羡慕不已。

我们入学时，三年受灾时期虽已过去，但很多物质仍凭票供应：肉票、油票、粮票、布票等等。那阵儿食堂里做饭叫增量法，窝头做得很松，一不小心就会散了，南方同学从没见过窝头儿，也不会吃，他们拿来就从尖儿开始咬，结果都散了，闹了不少笑话。还有北京的臭豆腐乳，臭豆腐乳抹在窝头上吃起来真香，但味儿闻着还真受不了，真是一人吃着香，满屋臭烘烘，虽然臭，但是当时也算是作为补充营养的一种豆制品。学校领导很重视学生的伙食，食堂办得很好，在高校中是非常出名的，很多外校同学在星期天到我校食堂来蹭饭。记得我最爱吃的肉末雪里红是一毛五一份，还可以买半份，这算是较贵的一种菜了，我偶尔就买半份犒劳犒劳自己。还有纯肉馅的包子太解馋！那时学生要参加重大活动都是学校送饭，我们的校车总是送来热腾腾的肉包子，还有绿豆稀饭，可把其它院校的同学给羡慕坏了，要知道那个时期肉是凭票供应的。在校期间，我吃到过好几次院领导在我们最需要时送来的肉包子，可见这背后院领导的用心、艰辛和爱心。至今我对肉包子仍情有独钟。

时间到了一九六五年，当时高校的学生都要参加为期一年的“四清”工作。我们班有越南留学生，所以院领导决定我班留校继续上课，因此我们班的课程并未停下。一九六六年春天，我们到青岛盐化厂皮子窝化工厂搞课程设计——设计一个换热装置。六月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放下一切赶回学校参加文革。直到一九六八年，北京市教委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各大院校，要求高校毕业班同学一个星期内分配完毕，全部离校。我被分配到了辽宁省旅大市（今大连市）皮子窝化工厂，至此结束了我在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六年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