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一所大学，只要有了大学精神，就有了魂魄；只有具备了感人鲜活的故事，才能涵养大学精神。回首陕西科技大学的艰辛发展历程，“三创两迁”精神是几代科大人最忠诚的坚守、最坚韧的担当、最朴素的情怀！伟大的精神是从历史中提炼的，是从实践中汇聚的，那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传达着朴素的情愫，激荡着强烈的感情，那是亲历学校建设发展鲜活的科大故事、响亮的科大声音、澎湃的科大力量！事业发展，有您参与，我们未来的路走的才更加坚实。为此，校党委宣传部开辟【讲述】专栏，听科大人讲科大故事，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感味陕科大的历史进程，从传承弘扬“三创两迁”精神中，夯实学校精神文化之根基，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

讲述者：狄俭忠，男，生于1944年1月，江苏溧阳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69年从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70年随学校西迁至陕西咸阳。曾任人事处副处长、成教部主任、教务处处长等职。2004年2月退休，现定居西安。

干校记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1965年从北京轻工业学院毕业，毕业时才20出头一点，那时候大学刚毕业，是不能直接就当教师，必须先下农场锻炼一年，那时被批准去干校是很光荣的事。我也就非常高兴地去了。

在天津杨柳青农场锻炼。派来教我们种地的老乡，跟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也真心实意地要和农民打成一片，认真学种地。我们有一项任务是挖大塘，用来蓄水浇地。那时没有机械，全部是人工在挖，非常辛苦。李果劲大得很，坑挖得很深，一锹下去，还要把土翻上去。我们给自己的要求也高：越是累越是要锻炼自已，要照顾年纪大的老师，我们年轻人就要多干。盖房子，我们也学了不少知识，怎么挖地基，怎么立墙，怎么和泥，增长了见识，学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东西。砌墙的时候我们还比赛，看谁砌得速度快，线要平、缝要直，当时我曾想以后可以当工头了。

在干校劳动，专业知识也能派上用场。比如说种水稻，先要平地，开始老乡指导我们平地，用的是目测四个角；我们则是用连通器，四个角一拉，比用老乡指导我们的办法拉得还平。老乡说：“你们大学老师到底有文化，科学种田比我们强。”就这样，我们在干校学了很多东西，农民也跟我们学到了科学种田的知识。

“五七干校”的经历加深了我对实践的认识：掌握知识的人深入到第一线，才能知道技术怎么和实际结合起来。

搬迁经过

1970年学院接到西迁咸阳的通知后，干校就通知我们说：“你们现在回北京休整一下就去咸阳”。那时候我们刚留校不久，社会上好多情况也不熟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心里有个态度就是“党说干啥我们就干啥”，并且当时搬迁的背景就是因为“珍宝岛”事件，北京部分高校要向内地疏散。所以一说整个学校要搬迁出北京，我们就决定服从国家的指挥搬迁过去。

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大家把我选为“先遣部队”，我觉得很光荣。在去咸阳之前，我们就已经听说那个地方非常艰苦，整个城市是“一条马路一栋楼，一个交警看两头”。所谓楼也只是三层的一个服务楼。当时，咸阳市政府正在筹建“咸阳轻校”，这样一来，北京轻工业学院搬迁过去之后合起来规划筹建，在国家轻工业部的统一部署下，“咸阳轻校”就变成“西北轻工业学院”的筹备处。“筹备处”位于原来的咸阳市“老地委”大楼，即咸阳市地委的旧址。在这个旧址上面，最好的也就是一个三层办公楼。当然还有一些平房，即大家记忆中的“东平房”和一些宿舍。

搬家的时候，我们完全就靠肩膀从咸阳火车站把北京运过来的东西都扛过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图书馆里的书，太重了，我们搞机械的人想出了用滚杠子的方法，几根滚杠，几根撬杠，一边滚一边走。在搬迁的时候，我对有一个叫做韩朝普的印象比较深，因为他是运货司机。那个时候只要火车皮一到，通知一下来，韩朝普就把卡车开到陶瓷厂的站台旁边（当时陶瓷厂旁边有一条铁路，专门为陶瓷厂运输货物和原材料），然后我们就跟着去，把火车上的货物卸下来，再堆到他的车上。那个时候，只要一声令下，车皮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卸，哪怕是深更半夜，大家也毫无怨言。

来咸阳后，我负责联系市政府人事部门安排教职工家属就业工作。有的教职工家属随着学校一起搬到西北后，学校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就要联系安排这些家属到咸阳其他单位去工作。那时候，我经常去咸阳市国棉一厂、二厂、七厂，医疗器械厂，陶瓷厂这些单位，解决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这项任务结束后，我回到力学教研室任教，曾广寿老师时任我们的系主任。大家开始着手招生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教学之路。

西北轻院1970年搬迁过来，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党的领导是核心，这一点确确实实。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当时满怀着热心来咸阳，那个时候的领导不管怎么说，也是跟大家抱成一个团，拧成一股绳，热火朝天的，一心要在咸阳把西北轻院给建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当时西北轻工业学院对咸阳市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师生数量多且来自全国各地。一是从消费方面对经济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二是从科技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教师的科学研究、学生的毕业实习等都和纺织器材厂、纺织厂、还有陶瓷厂、造纸厂等企业相融合，带动了整个企业的发展。比如我当时在棉纺厂做过给纺织用的金属梭子梭头抛光的研究。我当时就带着学生到器材厂，专门给他们搞了这个设备——磨光整个梭子两头铁尖的抛光机。所以我们西北轻院当时在咸阳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单位。

过“生活”关

北京轻工业学院陆续搬迁到咸阳后，教职工的吃住都成问题，面对困难，教职工们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俭办学的传统，又开始了二次艰苦创业的历程。老师们亲自拿起劳动工具，建食堂、建校舍解决吃住问题，自己动手挖地基建教学楼、土法上马建实验室。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学院为迎接第一期招生做了必要的准备。因为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对我们教师来讲，觉得这是毛主席请进来的工农兵大学生，要认真对待。老师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当时学院还把东平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后来才修建了学生宿舍楼，叫学生八公寓。

教工宿舍就是原来的老2号楼（简易楼）。那个楼的住宿条件也非常艰苦，整栋楼一共就三个茅坑，大家一起用。当时住宿那个墙非常单薄，好像一层砖，而且都是空心砖，一点都不保暖，所以一到冬天就得生炉子。那时候连蜂窝煤都很少，我们就自己做蜂窝煤。几家合起来压煤块、和煤泥、做煤饼，后来请机械厂的工人为我们做了压蜂窝煤球的模具。正因为我用的炉子烧的是自己做的蜂窝煤，有次我老婆还差点煤气中毒。当时我正好出差到宝鸡，等我回来的时候，和我住在一层楼上的徐元昌、周节君、王乃信，楼上还有洪大夫和其他一些邻居都对着我笑。我还奇怪，后来才知道我老婆差点煤气中毒。幸亏那个时候住的是简易楼，一家有事，整个走廊大家都知道，大家互相帮忙。

刚来到咸阳这个北方城市，大家最难过的就是“饮食关”，一部分南方来的老师喜欢吃大米，但北方不产大米，仅靠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八斤大米根本不够，为解决这个问题，几个上海老师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谁回上海老家探亲，就去负责运大米回来。当时我回上海老家，就用那种老式帆布行李箱，大概有60公分高。光这个袋子我最高纪录就提了二十五六袋，上了火车车厢后，先问列车员哪一个车门不开，我就把这二十几袋的东西搬到不开车门的车厢。下车到了出站的时候，那时规定一个人只能带20公斤的东西，超了就得罚款。而我当时在车站里面认识了一个团组织的书记，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搞熟了，然后找他帮忙，结果他就给团员布置任务，让他们把大米全给我运出来。解决吃大米，还有一个渠道，那就是我们骑着自行车，驮着白面，到农村里边去跟农民换。当时我记得我和陈祥龙，还有胡达康，我们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渭河南边，和老乡把白面换成大米。换的时候，在城里50斤的白面可以换48斤米，一到农村只能换46斤米。当时我跟老乡说“我都上门了，你怎么还换少了？”老乡说正因为你上门，你求我，所以才换给你们46斤。后来隔了也没多久，正好春晚郭达的换大米节目演出了，当时把我们几个人看得直笑，“郭达这是跟我们学的”。不过他演的是白面换大米。还有一个是吃不着鱼，因为陕西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鱼，好不容易市场上面或者商店里边供应点鱼的时候，大家抢着去。还有吃肉，当时吃肉是要肉票供应的，好不容易有肉票也就半斤肉。一家人包顿饺子怎么也要一斤多肉，那怎么办？当时消防队边上有一个肉店，我们在那儿看到农民买肉，农民的肉票，也是宰了猪以后的奖励肉票，肉票有一年的有效期，而我们是当月有效。所以我们就把肉票就给换了，换了以后集中在一起，攒到有一斤多肉，给孩子包个饺子吃，所以那时候的生活确实很艰苦。

讲一个笑话，在咸阳楼搬迁的时候，掉下来一个我的结婚证。结婚证上面写着二两茶叶，还有某种豆腐是多少？肉是多少？这就被我女儿看到了，问上面怎么还写这些东西？我说当时人因为结婚了才会有特殊供应，包括一些豆腐、肉、茶叶啥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幸福，生活确实好，想吃啥有啥。包括我儿子小时候，小孩儿总想要吃点水果糖，但就是想买一个水果糖都买不着。因此，我们刚搬到咸阳时的生活确实是很艰苦的。但是这些困难我们从没有向组织讲过，大家都自觉地体谅国家、学院的难处，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

巍巍风骨

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第一次上讲台，必须要提前试讲好几遍。当时，力学教研室的方希贤老师对我的教导非常严格。比如写板书，“针对某一节课，某一章的内容，第一板写什么内容？第二板写什么？第三板写什么？”全部要在教案上模拟出来，写完以后，方老师看一遍，然后我在边上还得给他讲一遍，试讲好几遍之后，我再去教研室面对全体教师试讲，试讲的时候方老师在边上，还要讲评。然后大家要对照你本来备课的提纲内容、板书，一起进行评教，哪个地方不合适你就得修改。在这种老传统的培养之下，我的基本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我就觉得咱们学校应该把老北京轻院的这种传统继承下去，只有这样教师上课的教学质量绝对就有保证，也要注意把年轻教师带起来。

那时候，系里一个礼拜有一次教研活动，这种形式非常好。每个老师都把自己讲课的体会说一说，确实对青年教师是一个推促作用。我觉得一个大学真的要搞好，还是应该以教学为主，这是学校基础的基础。

教我们力学的朱尔谊老师讲课令我非常佩服，他讲材料力学课程，三本上、中、下力学课。这门课程他讲完了后，最后在黑板上面画一张表，就能把三本书的内容全部浓缩在里面。当时我还专门把这张表整个抄下来，一直保留到自己任教时，也用上了这张表，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好，说明好老师传帮带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个教力学的马寿鹤老师，他讲课的特点是精益求精，非常精细，细节的内容用数学术语来讲非常“严密”，对我很有启发。

创新能力的培养实际上是在教学过程里面，教学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是应该给他们方法。国内每一个教材一个章节完了，后边有习题，而这个习题的内容，你只要把这个章节里边的公式弄好了以后，往上一套习题就做完了；国外老师讲完课以后，不是每堂课就有作业。而是讲了一段章节以后，就出一道题让学生们去做，然后学生要做完这道题，要到图书馆里边去翻上好几本书，才能把这个题做完。这就是国内跟国外教学上面的一个区别——教会学生自学的能力。

在自学能力方面，这批老教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范例。比如曾广寿老师精通多个国家的外语，包括英文、俄文、德文、意大利语、朝鲜语、印地语等。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他那时候岁数也不小，还自学了意大利语，翻译出了意大利文的《工程数学》。后来经实践证明这本译制的《工程数学》非常有用，比《高等数学》更实用一些。后来为了增强机械系学生的基础能力，就开了这门课，我们就用那种老式的蜡纸刻印的讲义。由曾老师主讲，我担任辅导，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在辅导的过程中我自己也积累下深厚的数学功底，后来轻工业部要派我去日本学习，提前要考数学，正因为前面跟着曾教授学习数学的经历，我轻而易举就考过了。